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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宪法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 发布日期:2019-05-22 11:00:07 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作者:佚名

以宪法为主题的硕士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范文第一篇

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题目:死刑存废的宪法思考

摘 要 死刑的存与废一直以来备受争议,而讨论死刑的存与废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公民生命权等人权的保障。但就目前的国情来看,我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处理好人权和死刑的冲突。本文从宪法角度入手,对死刑制度进行理性分析,把握死刑存废争议的焦点,剖析死刑与人权等宪法规范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死刑 宪法规范 人权 生命权

死刑作为剥夺人生命的刑罚,其严厉性和残忍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在越来越重视人权的今天,死刑的存在好像成了一剂不可调和的毒药。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刑罚手段的规范要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相适应,脱离了宪法规范谈刑罚手段的正当与否,显然与国家法治的建设背道而驰。在当今呼吁人权的国际环境中,死刑的存置与否成为丈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一把标尺,面对如此的外界压力,更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国家的现实状况,从宪法规范出发,正视死刑的存与废。

一、 死刑概述

(一)死刑的含义

死刑,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剥夺人生命为主要内容的刑罚方式。死刑在整个刑法处罚中是最为严重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逐步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国家机器。古代的死刑与当今意义上的死刑在制定目的上差别不大,它们都是为了通过惩治恶行,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的目的。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古代死刑更多是为了起到警戒百姓、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作用,进而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打下基础。而现在我们编辑法律,形成一套系统的死刑制度,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不仅是为了杀戮而杀戮,更多地是为了通过惩治不法分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使国家趋于稳定。这便是现代中国对于公民人权保障的不懈探索,比起古代纯粹的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显得更具有人文主义气息与社会主义进步意义。

(二)我国死刑的现状

伴着国际上倡导废除死刑的热情的发酵,死刑制度在中国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与质疑。但纵观我国几千年的死刑史,不得不承认,死刑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废除死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我国在严格死刑执行方面取得了不断进步。

从2011年刑罚修正案八,共废除了13个罪名的死刑,2015年刑罚修正案九更是紧追修正案八的步伐,将少杀慎杀的现代法治精神贯彻到底,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将我国原本55个死刑罪名减少到了46个死刑罪名。与此同时,在刑罚总则方面,对死刑的适用条件进行了严格限定,将死刑适用对象限定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上,并对未成年人以及怀孕的妇女做出了让步;2007年最高法院将复核权收回,严格控制死刑,坚持慎杀、少杀,保证了生命权不可随意侵犯,体现了当代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二、从宪法角度探讨死刑的存废

民众主要是根据个人感情来看待死刑的存废,对于死刑问题也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角度为出发点。但是任何离开宪法规范的死刑探讨都将是无意义的,从宪法角度来看,死刑的存废之争,涉及到的主要是死刑与生命权,死刑与人格尊严。

(一)死刑与生命权

我国宪法中没有对死刑做出直接的表述,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对其他法律起到约束指导作用,这意味着,死刑的制定必须限定在宪法规范的范围内,以宪法所提倡的规范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并要以宪法为参照不断对刑事立法进行修正,以期达到规范性和正当性。我国现行《刑法》的第1条就有“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条规定也有相同的表述。这也正好体现了宪法的基础地位从刑事立法已经具体到了死刑立法。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宪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既不否认也不禁止,并为死刑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最高法规范”的保障。但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其中涵盖了从国家层面上排除对人权一切不利侵害,而宪法作为刑事立法的依据和规范,从某种程度上是允许死刑的,这两者之间是否相违背呢?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死刑只是对罪行极其严重者的生命剥夺,一切在有理有据。

宪法所保护的死刑自然有其合法性,但是在宪法同样保护的生命权面前,死刑是否继续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就要看死刑在保护生命权方面是否有真实的效果,也就是说死刑对于保护生命权是否具有现实存在的意义。死刑对一般人的生命权的保护就是通过惩罚犯罪人,以死刑的残酷性和不可逆转性来警示有犯罪意向的人,遏制以后类似事情的发生。因此想要知道生命权的维护是否必须要以死刑的震慑力来发挥作用,就要看死刑在防范犯罪、警戒罪犯方面是否具有其他刑罚方式不可替代的效果。结合我国现实状况,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尚在摸索和发展之中,民众的素质亟待提高,因此我们还需死刑的威慑力引导人民朝着积极的方面前进,只有稳定好大多数一般人,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傲人的成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刑不仅合法而且正当。第二,生命权是否可以被剥夺。我国刑法学者赵秉志教授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国家对犯罪人的生命的剥夺,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相对解释,可以证明是正当的,而基于对生命神圣的绝对解释,则可以证明是不正当的。所谓相对的解释,是一种附条件的解释,即把不侵犯他人的生命作为生命神圣的例外,亦即是说,所有不侵犯他人生命的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而一旦侵犯他人生命,侵犯者自身的生命的神圣性就会丧失。国家对不再神圣的罪犯的生命,当然有权通过死刑予以剥夺,与此恰恰相反,所谓绝对的解释,则把生命的神圣解释为生命权是人一经出生为人便拥有的一种权利,其既然不是因出生之外的任何世俗的原因而取得,便当然不因为任何世俗的原因而丧失,自然也不因为犯罪而丧失,纵然犯罪是对他人的生命的侵犯。”对于生命神圣的绝对解释,就是说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即使国家也无权侵犯个人的生命,它的这种将生命绝对等价的看待,从人权的平等角度来说,无疑将被害者的生命陷入了不平等的境地,就会导致被害者生命低于犯罪者生命的谬误。若将生命权的平等性理解为国家对任何人的生命权的平等庇护,那么会呈现如许的情景:一个罪犯杀了一个人,却因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而活了下来,如果这样,那死去的人的生命权又有谁来保护,又怎样做到保护“任何人”。因此,就生命权的平等性而言,死刑是与生命权相适应的,具有正当性的制度。

(二) 死刑与人格尊严权

《宪法》第38条中有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的尊严是先天存在的,国家的建立与其存在并无关联。人的尊严是人权的基础,以人格尊严的存在而存在。但与人的尊严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不同,个人的人权并非不受任何限制。我国《宪法》将社会利益和他人权利作为对人权的限定,但这些限定不会致使人格尊严受到不必要的损害。人格尊严权是受宪法保护的绝对权利,任何力量都无法与之抗衡。我国宪法学界近些年也格外关注人的尊严问题,并认为人的尊严是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人权条款”的应有之义。

将人格尊严具体到死刑制度上,死刑虽然剥夺了人的生命权,却不一定是对人尊严的践踏,宪法对人格尊严的保护只是要求死刑是非残忍的、非侮辱性以及是人性化的刑罚手段即可,而对于剥夺生命的行为却不予定夺。或许有人会觉得死刑所具有的残忍性和非人道性,导致执行死刑就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但在实际上,随着国家对死刑的重视以及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执行死刑的方式也越来越注重人性化,执行手段也越来越复杂,认为死刑会对人格尊严权造成损害的问题不会成为主张废除死刑论的理由。因此就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说,在人道主义的引领下,宪法对人格尊严的保障,不会成为保留死刑的阻碍。

三、中国现阶段死刑存废之争的现实选择

现如今,世界废除死刑的呼声已经发展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着死刑制度,直至废除。面对强大的“废死”队伍,作为保留死刑种类最多的中国,遭受到的国际压力可想而知。废除死刑是当今社会必然的趋势,这是不容我们否认的,但如果现在一味的为了顺应国际社会的呼应总过早的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那么于国于民是不利的。死刑废不废除,有没有可能废除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两者不可同一而论。废除死刑不是呼喊人权的一腔热血,它是与国家一定阶段的物质,文化,精神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存在。可以说,就当代中国现状而言,死刑制度仍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不得不承认,死刑确实在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接受死刑的某些程度的正义欠缺性,这就需要我们适当的限制死刑,以使其更趋于人道化,这才是当今社会对于保障人权的正确选择。之所以需要限制死刑,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民众对于人权的追求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加之来自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推崇和宣扬,民众对人权有了更加深刻的顿悟,死刑就被第一时间列入了“黑名单”。而且随着我国法治观念的宣传与推进,公民越来越成为尊法守法的好公民,死刑的强大震慑力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有些罪名不需要死刑就足以约束人们。另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国冤假错案的频繁发生,像聂树斌案、佘祥林案、呼格吉勒图案等等,他们都因杀人罪而被判死刑,但是多年后却被发现是误杀、误判,然后得到国家政府的赔偿。这与我们所崇尚的人权实际上是相差甚远,我们主张保留死刑,是因为他可以给我们提供其他刑法手段所没有的震慑力,从而很好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但是一味的强调死刑,加之我国对命案必破的遵从,使得死刑成了侵犯人权的工具,是无辜者无处伸冤,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我们不仅对一向崇尚法律之上的法律产生了质疑,中国的法律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的冤案,司法的权威也不能在遭受如此的质疑,死刑制度需要我们重新进行审视,克服它的缺陷。

就像杜培武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至少杜培武还活着等待着冤案的平反,能够拿到赔偿款享受接下来的人生,但是还有许多没有他幸运的人,在监狱流干最后一滴泪,等待自己被冤死的那一天。这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不仅导致无辜者白白遭受冤屈,让其家人遭受痛苦与耻辱,更让真正的犯罪者逍遥法外,甚至进行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死刑的无法逆转性,在造成它具有震慑力的同时,也无法弥补造成错误的后果,对于无辜者的生命权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国家进行死刑制度改革,从根源上限定死刑,限定死刑的罪名数目,限定适用范围,限定适用条件等等。近些年来,从刑罚修正案八到刑罚修正案九,我国在宪法规范的指引下,在对人权的重视下,对死刑的限制也做的越来越好,体现出了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参考文献:

[1]陈征。从宪法角度探讨死刑制度的存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1)。

[2]赵秉志。中国废除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李海平。宪法上人的尊严的规范分析。当代法学。2011(6)。


以宪法为主题的硕士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范文第二篇

手机如何下hga010|免费注册题目:浅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的宪法问题

摘 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具有权威的公权利监督机制,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反腐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在总结当前已有的试点经验基础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已在全国推进并于完善之中。此项改革属关乎我国政治体系变化的重大政治改革,应当符合宪法、法律相关规定。从宪法学的角度分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存在若干问题,宪法依据不够充分,部分内容的合宪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涉及修宪、修法、立法等方面,应以宪法为根本点,保证国家监察体制的正当性及合宪性。

关键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

根据党中央确定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探索累积经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2017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监察法草案;2017年11月,国家监察法草案首次公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可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正在稳步开展之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的、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建立新的监察委员会是对公权力进行系统全面的监督。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方案而公布的试点决定来看,授权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家监察体制试点改革,终止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里面相关条款符合宪法规范吗?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建立健全监察委员会组织构架,明确监察委员会职能职责,《监察法(草案)》中的监察委员会属于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从宪法学角度来看,我国现目前是“一府两院”的权利体系,这个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是有待考察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属于重大政治改革,应于宪有据、于法有据,从制定主体、内容上应具有正当性和合宪性。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宪法问题思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首先面临是否具有宪法依据的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所有立法体现宪法精神”,成立监察委员会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属于“重大”改革事项,必须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和合宪性。

我国党规不能直接向社会颁布实施,只能约束党内人员,若党的意志需推广施行,应由党规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法,才能得以普遍遵行。在此项改革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即是依据党的决定制定的相关试点方案,并授权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依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一)修改宪法;(二)监督宪法的实施;(三)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四)解释法律。由此可知全国人大有权制定我国相关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一般法律。从监察法草案的内容可知,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是存在于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与我国“一府两院”的地位平等的国家机构,并且此次改革属于重大政治改革事项,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有关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基本法律,即全国人大可制修关于国家机构的法律,此国家机构是特指现行已有的还是可增加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组织实施尚有合宪解释的余地,而授权此项改革试点工作的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从宪法及其他法律的规范内容来看,缺乏“法”的依据与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提出,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相关内容。宪法虽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可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暂时调整和暂时停止适用不同于修改,停止适用属于立法行为,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这一举措缺乏宪法依据。

二、监察委员会地位的宪法问题思考

我国《宪法》第三章明文列举了我国国家机构的类型,形成了“一府两院”的权力结构体系,从《监察法(草案)》第二章有关监察机关的规定来看,监察体制形成了独立于“一府两院”的监察机构(监察委员会)。从监察委员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监督,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等规定,可看出监察委员会的地位类似于我国法院、检察院。建立一个全新的监察机关涉及我国权力配置结构的变动,属于我国政体的变化,因此在现行宪法不修改前就开展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建立监察委员会有违宪法之嫌。

一个国家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在一段时间内,其政体与宪法应该是稳定、保持不变的,若要改变国家政体,那么必须遵循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的有关规定,政体发生变化应以修宪为前提。政体变化是指政体中的基本板块和非基本板块发生变化,又有板块的增减和大小调整之分。政体变化一般应以修宪为前提,但修宪不一定都涉及政体变化。政体中有关基本板块的增减属于实质性政体变化,如立法、司法、国家元首,在我国现行权力体制下建立监察机关即属于基本板块的增加,属于政体变化。根据《监察法(草案)》可知,监察机关与我国的“一府两院”一样,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说明它与“一府两院”有相同地位,建立监察委员会相当于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产生了一个新的机关,但现目前我国宪法全文没有涉及监察体制这一独立的制度之说,因此建立监察委员会需要以修宪为前提。我国将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察机关享有的监察权专属于我国全新的机关,这种权力配置不符合于我国现行宪法所制定的权力结构,在没有修改宪法之前就开展监察体制改革活动不符合宪法规定。

三、监察机关的性质的宪法问题思考

我国基本政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是人民主权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有保障人民权利的义务,国家的每一个机构都有其特定职能,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在监察体制改革中,应明确监察机关的性质,保证实现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应该服务于人民,反映的应该是人民的意志,由此看来应将监察委员会定位为民意机关,但监察体制中的监督、调查、惩罚等措施的实施程序与我国司法程序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也可称之为准司法机关。新设立的监察委员会与“一府两院”享有同等地位,看起来虽独立于政府,但其行政性质不容小觑,它的监督对象、调查方式等内容都体现了行政的特点,其又不属于行政系统内部机关,不具有纯粹的行政性。监察体制是我国反腐败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依据该监察法律开展一系列活动,约束所有享有公权力的人民,一旦有违反监察法律的职员都将受到该法律的惩罚,这是对公权力的一种监督,可以称之为治权机关,但监察体制不是服务于权力,而应服务于人民。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监察委员会应反映人民的意志,监察程序与我国司法程序有相似之处,司法具有公正性,制定监察程序过程中可借鉴我国成熟的司法系统,做到公平、公正,监察体制又具有行政性,总的来看,监察委员会具有混合性和多元性,兼具民意性质和司法性质。明确监察机关的性质,才能在往后的监察系统构建过程中更好地设计监察体制的蓝图,也能保障实现宪法中关于人民主权的基本原则。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如何符合宪法的思考

前文所述,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无疑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内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此举措涉及我国政体的变化,而政体的变化应该以修宪为前提,保证该体制的建立符合我国宪法规定,做到于法有据、于宪有据。

(一)是否应该修改宪法

一国的政体应该是保持稳定的,政体发生变化,那么应修改宪法,明确并巩固新政体。有些国家的宪法对政体的某些基本板块的变化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例如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宪法将“共和政体”列入修宪禁区,即禁止做这类政体的修改,不得把共和政体修改为专制政体。政体是历史发展的选择,现在存在的政体必定是最符合这个国家、民族和谐发展的政体,不得轻易变动。设立监察委员会涉及国家政体的变化,因此仅仅是通过修改法律是不够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在明确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后,进一步分析此增加项是否将打破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平静,参考西方国家一般的修宪禁区,在确切保障我国人民主权的情况下,保证监察委体制改革合宪,需要修改宪法。

(二)涉及修宪的方式和程序

我国宪法的修改分为部分修改(修正案)和全面修改两种形式,涉及政体变化就应该以修宪为前提,但我们应选择如何修改?全面修改还是部分修改?我国宪法具有长久的历史,一国的宪法更应该是扎实稳定,不应随意进行大幅度修改。宪法乃国之重典,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全面修宪程序的启动,务必谨慎稳妥;即使需要修宪,也宜采用修正案的方式进行。在涉及宪法基本原则、主要内容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需要进行大幅度的宪法改动时,可能需要进行全面修改,一般情况下的宪法的修改以部分修改为主,因此,此次设立监察委员会,属于全国人大之下的一个独立的国家机构,在《宪法》第三章的国家机构篇进行部分修改足矣,新增一个同“一府两院”地位相同的国家机构,采用部分修改更合适。宪法修改的程序应严格遵守我国宪法的明文规定,向社会公布,听取民众意见,科学修宪,不宜操之过急,慢工出细活,通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对监察体制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再来进行宪法修改,其后的稳定性、适用性更强。

(三)修宪的内容

宪法中所规定的我国各个国家机构的内容大致包括该机构的性质、地位、组织体系、上下级关系、组成人员、内部体制、任期、职权职责等内容,若将监察委员会入宪,可参考我国已有的国家机构的宪法条款设计。监察委员会属于一个全新的机构,等同于我国“一府两院”的地位。监察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更像我国检察系统,检察一体对外独立,而不是像法院系统那样每个法院甚至每个法官也有独立性,因此在监察系统设立过程中,为使得监察工作更加高效,应确保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还应明确我国监察分级制度,现目前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在省、市、县三处设立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是监督公权力的特殊机关,在总结现行监察体制试点工作的经验后,结合我国国情,设立三级监察体制更为合适还是仅在省或者省、市设立比较合适,监察权这一大权不宜直接生搬硬套我国其他国家机构的布置,否则权力滥用的后果难以想象。

五、结语

我国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构为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监察委员会同样应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以人民为中心。监察体制改革应具有合法性和合宪性,在我国设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涉及政体的变化,应以修宪为前提。现试点工作正在开展之中,有关条件还不太成熟,试点地区要加强调查研究,审慎稳妥推进改革,整合资源、调整结构,进行长时间的试点观察,总结经验并吸收以往相似的改革经验,对修宪内容慎重考虑。改革需要实践的考察,我国的现目前已经开始监察体制的试点工作,相信在实践的检验下,制定出有我国特色的监察体制指日可待,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监察体系,更好的监督公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为国家效力,为社会服务,使改革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实效。

参考文献:

[1]韩大元。论国家安全体制改革中的若干宪法问题[J].法学评论。2017(3)。

[2]马岭。政体变化与宪法修改:监察委员会入宪之讨论[J].中国法律评论。2017(4)。

[3]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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